读关于五四运动的书已有不少，一直以来都有点好读书不求甚解。沉浸在那个时代人的言辞与争辩之中，让人仿若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纷扰，而却忽略了现世的浮躁，多少让自己有些欣欣然。
　　关注五四，总免不了关注那个年代的精英们，从学界到政界，从商界到民间，抑或者是跨界的人们，多多少少都能被人关注到，被那些充满温情或愤懑的笔触关照到。汗牛充栋的书籍充斥着书架，各个大学的近现代史专业或民国史专业研究生济济一堂，坐而论道者众矣。这总是好事。但更多的眼光都投向了那些名声好而又对现世影响更大的人或事。历史学的研究之所以属于人文，就在于其工作总是免不了受到当下价值观念的影响。我们关注什么，于是就去研究什么，这并无可厚非。然而时日久了，随着文字量的日积月累，不免要给非此领域的人们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那便是历史就是如文字呈现的那样。关于这个问题，自由史学理论的同仁们去探究和解释，在此不多赘述。
　　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研究系”在众多研究中的被冷落。
　　所谓研究系，乃是中华民国初年的一个政治派别，名于宪法研究会。该派源于立宪派与旧官僚的中国进步党。该党是民元国会中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以黎元洪、熊希龄、梁启超为首领。坚持宪政治国，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重开，该党分为三派：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亲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组成的韬园系。后梁、汤两派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1927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宪政党，是为研究系的延续。该党于1946年与中国国家社会党合并，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
　　研究系在过去的文字记载中，总显露出一派落后而丑恶的面目，似乎与所处的那个积极求新求变的时代精神完全不符。之所以如此，按照笔者的浅见，乃是因为研究系的“出身”不好。从进步党发展而来，多少会影响了国人对于其性质的判断。从长期以来的人物或党派研究来观察，恐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喜以事物的一个属性来定义其本质属性。研究系同样遭遇了这种境况。
　　即便是在当时，研究系仍旧未能讨得好名声，然而这始终是一件奇怪的“勾当”。要知道，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及其代表人物，总是在不断谋求与政党的合作。胡适等人与当政的国民党之间关系之亲密，李大钊、陈独秀等更是中共的创始人，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遭到非议或诟病。 胡适本人更充当了“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角色，在赵元任意欲为罗素中国之行担任翻译时，尚且警告赵元任说“不要上了研究系的当”，言语里显然夹杂了对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不齿。
　　基于此，研究系作为一个整体在学术版图上所占据的空间，远不如其释放出的能量那般巨大。时人或今人对于研究系的偏见多是集中于政见，以此偏概了全，忽视了研究系作为整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尽管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蓝公武、张元济、宗白华等研究系的骨干分子多受重视，相关研究也十分繁多，然而终究是就个人而论。近年来日益兴起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多热衷于将知识分子等划分为不同群体进行考察，然而对于研究系做整体的考察却并不多见，尤其是对于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陈平原认为，对于“梁启超等‘研究系’同人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便常为史家所忽视”。 除各类民国史著作会提及研究系外，系统的研究仅见《研究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 ，留作后面讨论。在论文方面，吴炳守《研究系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及其基础》认为，研究系以梁启超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个人的学术声望为基础，其构成除北京《晨报》以外，还有《时事新报》、《改造》、中国公学、国立政治大学等文化据点和在此结集的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机构，并以此构建了属于研究系的文化权力系统。 吴俊《略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结社”现象与个人行为——以研究系、<新青年>和胡适、鲁迅为例》则将研究系与新青年圈子和鲁迅放在一起，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结社”现象和个人行为表现两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归纳出了传统文化思想和近代西方文化思想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影响。 朱洪斌《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以梁启超与胡适二人的第一次会面为突破口，对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轨迹进行了研究。 此外尚有部分学者对研究系圈子中各类报刊杂志和社团组织进行了一些探索，因多缺少系统研究，略去不述。
　　由此可见，对于研究系的研究处在一种被边缘化的境地。然而“边缘有边缘的好处，那就是不必承担全面介绍、评价、反省五四运动的重任，而可以仅就兴趣所及，选取若干值得评说的人物与场面，随意挥洒笔墨。” 彭著印证了这一点。彭著由其博士学位论文发展而来，共分八张，分别是“研究系研究的学术史”、“研究系渊源及其文化关怀由来”、“研究系参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概况”、“研究系身份与个体观念歧异——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及科学玄学论战来考察”、“蓝公武与《国民公报》——以1919年为中心”、“论《学灯》与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以《晨报副镌》为中心的《晨报》•蒲伯英与戏剧”、“从《解放与改造》、《必造》看研究系”。其中，一二三章为概述；四章为针对研究系成员进行的分析；五六七八章以研究系系统的几份机关报为中心，对研究系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进行了研究。 [待续]